赵佶听完高俅一番奏对，沉默许久
想法固然精妙，可真要让皇城司走出汴梁，派驻到天下府县，其中阻力，几乎是四面皆敌。
大宋立国之本，便是以文驭武、地方分权。
自太祖收天下之兵于京师，便定下规矩：
地方之治，付之文臣；刑狱监察，归于提刑司；财赋归于转运司；兵甲归于各州兵马都监。
一套分权制衡的体系，已经是尽可能的在制度上把地方能作乱的土壤剥除。
皇城司是什么？
天子亲掌的侦缉武臣机构，不受三省、枢密院常规辖制。
一旦外派到州县，等于在转运使、提刑、知州、知县这套文官体系之外，凭空多出来一套直达御前的监视耳目。
首当其冲激烈反对的，必然是整个文官士大夫集团。
是整个，不分新旧！
在文臣眼中，州县治理，乃是士大夫的职分。
如今派武臣执掌的侦缉机构下到县一级，越过路、州、县层层官僚，直接刺探官吏阴私、勘验民间情弊。
在他们看来，这便是汉唐酷吏、特务之祸的苗头。
旧党会引经据典，抬出祖宗之法，痛斥此举破坏百年治体，侵夺士大夫治事之权。
就算是新党中人，也不会全然拥护。
新党要推行公田法，需要依靠大量地方文臣去落地，若是到处都有皇城司的耳目盯着，
手下官吏人人自危，行事束手束脚，新法推行同样处处掣肘。
其次，是天下的豪强士绅。
经鄄城李氏一案，天下大族已是惊魂未定。
倘若皇城司遍布州县，遍布朝野的士族门生、姻亲故旧，会通过朝堂上书、地方舆论、煽动乡绅上书等各种方式，百般阻挠。
他们不会明着反对天子，只会反复强调“惊扰地方、动摇民心”。
再看制度本身的现实困境。
北宋州县数目极多，一百余州，上千县。
皇城司原有员额有限，要铺开到天下诸县，就要大肆增募人手。
人一多，鱼龙混杂，难免出现贪赃枉法、挟私报复、罗织罪名的爪牙。
日后一旦出现皇城司官吏构陷良善、敲诈地方的案子，朝堂之上的攻讦便会铺天盖地，赵佶也要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
还有权力边界的难题。皇城司到了地方，管什么？不管什么？
若是只管谋逆、私甲、巨贪大案，不去插手寻常词讼、赋税刑狱，尚可说得过去。
可一旦地方刑狱、民间纠纷也要插手，便直接侵夺提刑司、州县衙门的法定职权。
转运、提刑、知州权责被架空，整套地方行政体系就要运转失灵。
可鄄城李氏血淋淋的教训又摆在眼前。
各路监司、州县长官，官官相护，监察系统本身就已经腐烂。
依靠文官监察文官，官绅盘根错节，很多黑案根本就不会递送到汴梁。
赵佶沉默许久，缓缓开口：“子直，朕知你所见，皆是京东亲眼所见的实情。
然祖宗设官分职，路有转运、提刑，州有郡守，县有令簿。
若皇城司径直下到诸县，等于另起一套监察之网。
朝野士大夫，必哗然汹汹。”
赵佶说着起身来到高俅身边，一脸沉重：
“子直，你要知道，皇城司前身便是武德司，太祖在世之时，便曾派遣武德卒出外侦伺地方。
那会地方文官抵触极为激烈，有些州官直接将武德卒拿捕杖责，押解送回汴梁，
上书痛斥天子猜忌士大夫，驱使无赖之辈窥探州县私隐。
及至太宗朝，迫于满朝压力，明定规制，皇城司只许周旋京畿，不得在外设立常驻官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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