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人是闻清越的母亲。她当时在跨城转运途中，导航和医院床位系统同时失效，救护车晚到二十一分钟。
闻清越没有讲母亲临终前说过什么，也没有把那场死亡变成要求别人服从的筹码。她只调出当年的调度日志：司机曾三次请求人工路线，系统因权限切断无法回应；附近医院有一张空床，却因数据库不同步被标记为占用。
“断开不是按下按钮就干净了。”她说，“如果你们要再次断柱，必须先回答那些依赖旧系统活着的人怎么办。”
林既白没有反驳。共工记忆里被切断的命运线看起来像自由，现实里的断线却可能是一辆找不到医院的救护车。承担断开的后果，第一次不再只是一句图纸上的条款。
闻清越站在门边，没有回避这段历史。
“所以我讨厌等待。”她说，“每次有人说再复核一次，我都会想起那二十一分钟。”
许望舒没有用这段经历替她此前的强硬免责，只问：“后来有没有证明，集中接管能避免同类事故？”
“短期能。”闻昭临回答，“长期，它开始替医院判断谁值得占用床位。”
这就是他们分裂的起点。
闻昭临明知集中权限会扩张，仍选择继续修补，因为他不愿再面对断开造成的即时死亡；林望川则认为，只要权限不可撤销，救人的系统迟早会把人变成指标。
两人都见过代价。
也都把一部分代价推给了后来的人。
协议最后夹着一张未归档的便签。
林望川写道：昭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别让既白替我签。
我不保证。
再往下，还有一行后来补写的小字。
但我会让他看见全部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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