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夜从来不会真正安静，即便是在那些被积雪覆盖的居民区小巷里，暖气管道的低鸣和远处交通干线的车流声也会在凌晨时分从地底和楼缝之间渗出来，像一头永不冬眠的巨兽在冰层
普里卢科夫坐在自己公寓的书房里，面前摊着三份内容各异的文件，从左到右依次排列。最左边那份是德国人赫尔曼·施密特昨天递来的初步意向书，措辞克制，但附带的设备清单比他预想的更长，德方甚至标注了几处他们愿意额外支付的“加急通道费”。
中间那份是杰克·莫里森通过中间人递来的非正式回复，语气比德国人直接得多，里面列了七八个问题，集中在“档案来源是否可追溯”和“是否存在第三方监管风险”上，显然是兰利那边的分析师已经介入了。
最右边那份最薄，只有一页纸，上面是从谢列梅捷沃机场传回来的简报，关于那架刚刚落地的华国航班，领队的名字、职务、随行人数、入住的酒店楼层，以及车队离开机场时的路线。
三份文件，三个方向。
普里卢科夫靠在椅背里，手指搭在桌沿上，指腹在深色木纹上缓慢地摩挲着。他在莫斯科局坐了六年，经手过无数份报告、简报、情报摘要和行动方案，但这是他第一次在同一张桌面上同时摆出三个大国的影子。德国人代表的是欧洲工业资本对苏联技术遗产的贪婪，美国人代表的是华尔街和兰利的双重欲望，而华国人代表的是另一种东西。
他还没完全想清楚那种东西是什么。
华国代表团的领队是一个姓宗的副部长，这是从机场传回来的信息。普里卢科夫对华国官僚系统的架构不算特别熟悉，但他知道“副部长”这个级别在莫斯科的对外经济贸易体系中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真正能拍板的人，至少能拍一部分板。而那个人今天夜里刚刚落地，入住的是使馆区附近的一家涉外酒店，房间号在报告里有标注。
普里卢科夫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电话响了两声，那头接起来，是他安排在酒店附近的观察员。
“人到了吗？”
“到了，大约半小时前入住的。车队三辆轿车，走的是使馆通道，没有经过普通登记流程。目前房间灯光已经熄灭，随行人员各自回了房间。”
“好。继续盯着，有动静随时报告。”
他挂断电话，把话筒放回座机上，然后站起身来，走到窗边。公寓的窗户对着一条安静的巷子，巷子两侧的老楼在积雪中沉默地站着，只有零星几扇窗还亮着灯。远处莫斯科市区的灯火在云层的反射中透出一层模糊的暗橙色，像一堆正在缓慢冷却的炭火。
华国那边，他还没有决定什么时候推进下一步。毕竟太快会显得急切，他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那个姓宗的副部长主动走出第一步，或者至少走出半步。
第二天上午，莫斯科市苏维埃的工业事务处走廊里，暖气开得比平时更足，把整条走廊烘成了一种介于干燥和闷热之间的沉闷。普里卢科夫从电梯里出来的时候，走廊里已经站着几个人，穿着深色大衣或夹克，手里提着公文包，目光在彼此之间快速扫过一个来回，然后各自移开。工业事务处的处长办公室门半掩着，里面传出纸张翻动和低声交谈的声响，有人正在里面签字。
普里卢科夫没有急着进去。他站在走廊靠窗的位置，目光落在窗外那片被积雪覆盖的内院上。院子里停着几辆黑色的公车，车顶积了一层新雪，显然已经停了很久。远处莫斯科河的方向有雾气在缓慢升起，把沿岸那些建筑的轮廓模糊成一片灰白色的剪影。
“普里卢科夫同志。”
一个声音从走廊另一头传来。普里卢科夫转过头，看见一个穿着深灰色夹克的中年男人正朝他走来。那人身量不高，肩膀却很宽，走路的步态带着一种在基层干了多年之后才会有的、不拘小节的利落。他是莫斯科市苏维埃执委会的副主席，也是普里卢科夫在这座城市里经营多年的老关系之一。
“伊万诺夫。”普里卢科夫伸出手，握了一下，力道适中。
“工厂收购的审批文件我已经让人准备好了。”伊万诺夫站在他身侧半步的位置，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走廊里其他人听见：“最后三份，签完就齐了。但你得先跟工业处长打个招呼，那个老家伙最近有些牢骚，说这些工厂的评估价格太低了，不合规矩。”
“不合规矩？”普里卢科夫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弧度很浅，像是在品味一个已经听过很多遍的笑话：“去年一年这些工厂的亏损总额足够养活半个莫斯科州，现在有人愿意接手，他们该感谢我们才对。”
“你说得对，但那个老家伙只认账面。”伊万诺夫耸了耸肩，那个动作在他宽厚的肩膀上显得格外轻巧：“我已经跟他解释过了，但你知道的，工业处那帮人，做事慢，脑子也慢。”
普里卢科夫没有再多说。他推开走廊尽头那扇门，走进工业事务处处长的办公室。那个老家伙正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厚厚的评估报告，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正在逐行核对上面的数字。他看见普里卢科夫进来时，手指在纸页上停了一拍，然后继续往下翻，只是翻的速度比之前快了一些。
“普里卢科夫同志。”他的声音带着那种长期做技术官僚的人特有的、不冷不热的平直：“这些评估报告我还在看，有些数字对不上。”
“哪里对不上？”
“设备折旧率。这些工厂的设备账面净值已经很低了，但实际评估价更低。按照现行的资产处置规定，这种价格需要至少两位以上的高级评估师联署才能通过。”
普里卢科夫走到办公桌旁边，低头看了一眼那份报告。他不需要看得太仔细，因为那份报告的内容他已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过两遍了。他伸手把报告翻到最后一页，指着落款处那一行空白说：“这个位置需要两个人签字。你签一个，我让财政处那边的评估师签另一个。今天下午之前我要拿到正式文件。”
老家伙推了推眼镜，抬头看了他一眼。那个目光里有一种很淡的、像是在确认什么的探询，但最终被更深的、属于体制内老员工的审慎取代了。他伸手拿起笔，在落款处慢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笔尖划过纸面时力道不均匀，字迹微微发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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