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盖放下话筒。转过身来。
方天朔和陈国栋站在中央指挥舱里。
谢尔盖同志，方天朔，谢谢你。
陈国栋也了一句：谢尔盖副艇长，感谢您的公正。
谢尔盖摆了摆手。他的表情从刚才的严厉变成了一种更柔和的东西。他靠在潜望镜的基座上，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旧烟盒，抽出一根烟，叼在嘴上没有点。潜艇里不能抽烟，但他习惯叼着。
方天朔同志，我跟你一件事。
他的声音放低了。
1945年8月。苏联对日本宣战。我父亲当时在远东方面军服役。陆军。上校团长。他的部队是最先越过边境进攻东北的部队之一。
方天朔听着。
八月十二日。我父亲带着两个警卫员去前沿视察。从团指挥所到前沿阵地之间，要经过一段山路。山路旁边有一座中国人的道观。很。院墙是土坯的。门口有两棵松树。
谢尔盖叼着烟，眼睛看着潜艇舱上的管道。但他看到的不是管道。
他们路过那座道观的时候，被一股日军伏击了。大概五六个日本兵。可能是被打散了的关东军队，在山里流窜。埋伏在道观对面的树丛里。
第一轮射击打倒了一个警卫员。我父亲中了一枪。腹部。子弹从左侧穿进去，没有穿出来。他倒在了道观门口的石阶上。
另一个警卫员把他拖进了道观的院子里，然后回头朝外面还击。日本兵可能以为里面有更多苏军，没敢冲进来，朝院子里扔了两颗手榴弹就跑了。手榴弹炸在了院子里，但我父亲被拖到了大殿的门槛后面，没有被弹片伤到。
谢尔盖的声音很淡然。像是在讲一个已经讲过很多遍的故事。
日本人跑了之后，道观里的道士出来了。两个人。一老一少。老的大概六十多岁。少的大概二十来岁。他们看到我父亲躺在地上，腹部在流血。
老道士做了一件事。他跑回大殿里面，从香炉里捧了一把香灰出来。把香灰按在了我父亲的伤口上。
方天朔微微皱了一下眉。
香灰？
对。香灰。谢尔盖，我后来才知道，中国的民间有这个土办法。香灰是烧过的细灰，干燥，有一定的止血作用。不是什么科学的医疗手段，但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里，没有绷带没有止血药的情况下，一把香灰可能就是救命的东西。
老道士把香灰按在伤口上，止住了最凶的出血。然后他让年轻的道士跑下山去找苏军的部队。年轻道士跑了大约四十分钟，找到了我父亲团里的一个营。营长派了担架队上去，把我父亲抬下来送到了野战医院。
军医，如果不是那把香灰止住了最初的出血，他在被送到医院之前就会失血过多。
谢尔盖把嘴里的烟拿下来。看了看。又放回了嘴里。
我父亲活了下来。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后来复员回了列宁格勒。他回来之后跟我讲了这件事。讲了很多遍。每次喝了酒就讲。
他看着方天朔。
他，中国人是善良的人。在那种情况下，两个道士完全可以躲在大殿里不出来。外面在打仗。枪声在响。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外国人倒在门口流血。但他们出来了。捧了一把香灰。救了一条命。
谢尔盖站直了身子。
我父亲在1948年去世了。肺病。但他去世之前跟我过一句话。他：谢廖沙，如果你将来有机会和中国人一起工作，记住，他们是好人。你要尊重他们。
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揉碎了。扔进了旁边的一个铁皮烟灰缸里。
所以，方天朔同志，你不用谢我。这不是我个人的公正。这是我父亲临终前的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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