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伸手从桌角拿起一根香烟，叼在嘴里，没有点，只是在牙齿之间慢慢转动。他在心里把三份报告的时间线排列了一下：工厂的审批在两个月前完成，科研人员的出行在一个半月前开始，合资公司的注册在六周前。三条线从不同的起点出发，朝着同一个方向汇聚，最终在莫斯科的官僚系统内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合的通道。
这个通道的起点是华国，终点是华国。中间经过的是苏联的工厂、研究所、审批部门、外贸关口，以及那些被调离原岗或签署了保密协议的苏联公民。
普里卢科夫把烟从嘴里取下来，搁在烟灰缸边缘。他伸手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那份关于经济安全的汇总报告，送到我办公室来。对，就是标了‘紧急’的那一份。”
五分钟后，一份薄薄的文件被送进了他的办公室。普里卢科夫翻到第二页，目光停在那行加粗的标题上：“关于近期外资在苏境内异常收购活动的初步调查报告”。
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报告的内容和他的判断一致：这些活动在苏联现行的法律框架内都是“合法”的。每一笔收购都经过了正规审批，每一项技术出口都拿到了外贸部的许可，每一个科研人员的出行都有科学院的正式函件。从法律上讲，没有任何一个环节可以被指控为违法。
但克格勃从来不看法律。克格勃看的是意图，是模式，是那些在合法外衣之下缓慢流动的、不属于这个国家的力量。
普里卢科夫把报告合上，搁在桌面边缘。他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让自己的思绪在这间安静的办公室里沉淀了几分钟。
然后他拿起电话，拨了另一个号码。
电话响了四声。那头接起来的时候，是一个带着浓重莫斯科口音的男声，语速不快，但咬字清晰：“普里卢科夫同志。”
“是我。”普里卢科夫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词之间的距离均匀而稳定，像一台正在按照既定程序运转的机器：
“查一个人。华国籍，男性，年龄大概在二十多岁到三十岁之间。最近频繁出入莫斯科，和外交系统、外贸系统、以及莫斯科市苏维埃的部分官员有过接触。名字叫林天强。”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然后那个声音重新响起来，比刚才低了一些：“明白。我会让人去查。”
普里卢科夫挂断电话，把话筒放回座机上。他伸手从烟灰缸边缘拿起那根一直没有点的香烟，重新叼在嘴里，然后用火柴点燃。火苗在昏暗的室内跳了一下，照亮了他手指上那道从虎口延伸到腕关节的旧疤，又迅速暗了下去。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窗外是卢比扬卡广场的一角，积雪覆盖在广场中央那座石质雕塑的基座上，只露出雕塑的头部轮廓。广场对面是几家老旧的国营商店，门可罗雀，橱窗里的陈列品已经很久没有更换过了。
在短短的半年间，莫斯科的物价已经涨了八倍，整个城市都陷入了无尽的萧条，就连他这位明面上的保守派，都不得不承认某些改革派的说法，苏联的经济已经走到了，必须要改革。
普里卢科夫站在窗前，双手背在身后，看着窗外那片被积雪和阴云覆盖的莫斯科。
他知道自己手里这份报告如果按照正常流程上递，会经过第一总局的某个副局长办公室，然后转交到部长会议，然后被搁置在某个委员会的桌面上，等待被讨论、被评估、被列入下一次会议的议程。整个流程走下来，至少需要两个月。而在这两个月里，那些工厂会被拆完、那些设备会被运走、那些科研人员会带着他们的家人和知识登上飞往东方的航班。
但问题不在这里。
普里卢科夫真正在意的，不是这些交易会不会被阻止。他在意的是，这份报告在传递到某个层级之后，会被一双更大的手接住，然后悄无声息地放回抽屉里。
因为他知道，此时此刻，卢比扬卡内部高层关注的重点根本不在这里。
立陶宛。
维尔纽斯。
那些在波罗的海沿岸正在发酵的独立运动，那些越来越频繁的街头集会，那些正在被悄悄组建的、不受莫斯科控制的武装民兵。第一总局的副局长们每天都在开会，讨论维尔纽斯的局势，讨论是否应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讨论一旦动手需要动用多少内务部队和空降兵。
而在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暴面前，一个华国商人在莫斯科收购了十几家快破产的工厂，带走了几十个上百个发不出工资的科学家，这件事在那些大人物的眼中，根本不值得被放进议事日程。
普里卢科夫清楚这一点。他也清楚，即便他绕过那些被立陶宛局势占满了注意力的高层，直接向部长会议主席汇报，结果也不会有太大区别。尼古拉·雷日科夫现在正焦头烂额地应付经济改革带来的连锁反应，没有精力去管一个华国人在莫斯科的商业活动。
更何况他还看到了那个华国人最常打交道的那几个苏联官员的名字，其中就有雷日科夫的独子。
所以这份报告，注定会石沉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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